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其他医生发表了类似的报道。人们很快发现，沙利度胺，这种被当做治疗晨吐的安全药物销售的镇静剂，是公共卫生的一场重大灾难。它造成了多达12000例严重的出生缺陷。十年之后第二场危机接踵而至：科学家们发现用于预防流产的常见处方药己烯雌酚作用于子宫中的女孩，会增加她们患癌症的风险。
这些悲剧留下了一份持久的遗产。不难理解，准妈妈们对药物变得担心起来。科学家、制药公司和国会议员逐渐不再愿意让孕妇——甚至是育龄妇女——参加药物试验。随后的法规将孕妇视为“弱势群体”，只在有限情况下允许她们参与临床研究。
表面上看，这种谨慎似乎是明智之举。许多药物能够穿过胎盘，而在错误的时间错误地使用高剂量的药物会扰乱胎儿发育，导致流产、死胎或出生缺陷。但许多准妈妈有着合理的用药需求。“孕妇会生病，生病的妇女会怀孕，”爱尔兰都柏林市卢坦达医院的首席药剂师布赖恩·克利里说。
今年，全**约有 1.3 亿妇女将会分娩。准妈妈们应对着各种健康状况：抑郁症、糖尿病、偏头痛、疟疾、癫痫、克罗恩病，以及其他疾病。许多人正在接受药物治疗，服药人数的**数字难以确定，但根据一些处方数据库的调查，妊娠期间接受至少一个处方的孕妇比例为：丹麦与加拿大56%，挪威57%，美国64%，德国85%，法国93%。
然而，由于孕期用药安全性的资料不足，许多妇女将直面一个选择：要么服用对胎儿发育有未知影响的药物，要么放弃对自身健康至关重要的治疗。2009年猪流感疫情爆发之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展开了一项针对孕妇的新型 H1N1 疫苗临床试验，每位受试会被随机接种疫苗的两种剂量之一。 志愿者名额很快就招满了。莱尔利和法登采访志愿者时发现，她们参与的动机是精明和多样的。有些人希望早日接种可能挽救生命的疫苗，有些希望帮助科学知识的进步，还有些认为在仔细监控下的临床试验中接种疫苗是**安全的方式。“前来应征加入流感疫苗研究的妇女们挤破了门，”莱尔利说。“孕妇不愿参与研究的想法是不对的。”
然而，如果科学家不去开展这类研究的话，这种意愿并没有什么用。莱尔利，利特尔和法登希望，她们近期的努力能够有助于鼓励更多的科学家开展针对孕妇的研究，并让这样的研究更易于进行，从而改善这一问题。她们**近一项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项目的研究方向是艾滋病毒（HIV）。虽然阻止艾滋病毒的母婴传播一直是优先考虑的科学课题，但孕妇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有益于她们自身健康的艾滋病毒相关药物试验中。2013年，三驾马车开始着手帮助填补这一项研究空白。她们联合华盛顿大学的法学家安娜·马斯特罗埃尼发起了一项称为 PHASES (Pregnancy and HIV/AIDS: Seeking Equitable Study，怀孕与艾滋：寻求公平的研究)的项目。
这四位女士正努力了解孕妇经常被排除于这类试验之外的原因，并制定可行的解决方案。她们计划到2019年项目结束的时候建立一套“实用、人性化”的孕妇研究准则。尽管她们着眼于艾滋病毒，她们所汲取的教训和**终制定的准则对研究其他疾病的科学家也会具有参考价值。“我们的目标是至少形成一套建立在经验之上的，以共识为基础的伦理与法律框架，用以指导何时，如何对孕妇进行研究。”利特尔如是说。
她们还将强调具体的策略，以合乎伦理又具有科学严谨性的方式采集孕妇的数据。尽管科学家们可以并且应当将同意服用某种药物的孕妇纳入研究，跟踪她们的妊娠结果，并提取她们的血液研究药物的代谢，但这种机会主义的研究还是有其局限性。（例如，找到足够数目的孕妇以得出具有显著性的结论可能需要数十年。）
检验药物的金标准是传统的临床测试。进行临床测试是棘手的，但并非不可能，特别是当科学家以创造性的方式思考的时候。被 PHASES 小组作为创新典范推出的是一系列替诺福韦凝胶的试验，这种药可用于阴道内以保护妇女免遭 HIV 感染。
为研究这种药物在妊娠期的安全性和剂量，一个匹兹堡大学的科学家小组对16名事先确定将进行剖腹产的孕妇使用了同等剂量的凝胶。施药在这些妇女分娩的两小时前，以降低药物对胎儿造成严重危害的几率。当研究人员确定药物被孕妇正常吸收且其化学成分几乎没有作用到胎儿之后，他们再将施药时间略微提前，对怀孕37至39周的孕妇用药，再到34至36周。这样的研究**不可能是完全无风险的——没有临床研究或药物研究能做到这个——但通过减慢速度，仔细设计和耐心推进，研究人员可以**限度地减小造成伤害的几率。
新规也有助于将制药公司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为了促进儿科研究，美国为进行儿科研究的制药公司延长专利保护期。类似的策略也可能促进孕妇相关研究。（目前，制药公司的这类研究面临着强大阻力。如果发现市场上的一种药物会导致出生缺陷，那么它的制造商可以辩解说该化合物从未批准对孕妇使用。但如果公司做了小规模试验，说药品是孕期安全的，而日后发现它有害怎么办？那样的话制药公司就将面临无穷无尽的诉讼了。）
进步的迹象正在显现。今年秋天，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发布了“国际人体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准则”的一组拟议修订草案，该准则具有相当的**。众多改动中，新的准则草案中强调了对更多孕妇健康相关研究的需求，并更清晰地细化了这类研究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我们希望通过给予更多的指导，使人们更愿意进行研究。”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生物伦理学家、准则修订工作小组成员安妮特·里德表示。
与此同时，妊娠登记制度还在跟踪某些药物的孕妇用药情况，一些组织机构也纷纷推出计划加快研究进度。少数科学家在针对孕妇进行全面的临床试验，但是问题的规模太大，而**表示这项工作需要更多资金和更多同行的努力。在此期间，孕妇可以向免费的致畸信息服务咨询服用某种药物的利弊，想要帮助推进科学知识的人可以自愿加入妊娠登记。然而，在科学家们进行更多严谨的，有对照的研究之前，数百万妇女在做出医疗决定时仍然只能靠猜，因为没有科学证据——尽管科学证据对于其他的病人而言是理所当然的。